文丨莊文越（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助理）

　　隨著特朗普的當選，美國對我國的“貿易戰”“科技戰”延續已成為社會各界普遍的預期。現有經濟形勢下，國內大循環活力仍有待進一步提升，國際循環面對美西方“選邊站”式的供應鏈進行“備份”與“轉移”，內外形勢嚴峻。我國企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民營企業，事實上選擇了以“內卷”作為應對。我們認為，盡管“內卷”可能是企業為求生存，不得已而為之，但其不利于創新，特別是顛覆性的技術創新，在長遠看來對企業和行業發展不利，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需對此引起警惕，調整涉企扶持政策的導向，并以出海等形式引導企業融入全球發展大局，開辟新的增量。

　　“內卷”為什么不值得提倡？

　　“內卷”實質上是低水平的“拼”，也許其與儒家傳統文化中“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觀點有微妙（但帶有偏差）的契合——我們看到，不僅是中國企業卷，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如日本、韓國的企業也在卷。但這種做法可能對真正的顛覆性創新產生極大阻礙。

　　“內卷”在微觀層面，可看作是管理內控制度的“完善與優化”，但以此為基礎的管理體系，往往伴隨著嚴重的內耗，并阻礙技術創新。不少大企業都擁有極其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并以此為傲），幾乎將每個員工作為獨立核算個體，將KPI與收入直接掛鉤。這樣在個體上確實將成本降到了極低，但每個團隊在合作中卻不得不“防一手”，難以形成合力。然而，現階段許多創新又遠非單打獨斗能實現，必須依靠跨領域融合。再者，通過流程管理能實現的技術突破，更多在于有明確的技術路線和對標對象的追趕型領域（極端的例子，山寨）。

　　肯尼斯·斯坦利（Kenneth Stanley）和喬爾·雷曼（Joel Lehman）在《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Why Greatness Cannot Be Planned： The Myth of the Objective）中指出：絕大多數顛覆性突破都是偶然產生的。

　　Kenneth Stanley和Joel Lehman在《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中提出了“新奇性搜索算法”（Novelty Search Algorithm）——不追求明確目標而是探索新奇性。他們認為，許多偉大的成果無法通過計劃來實現，因為其路徑通常是非線性的。

　　在前沿領域，研究人員面對詳盡的目標和規劃，承受扣獎金、末位淘汰等壓力，很難實現實質性突破。更為致命的是，一旦對手產生了顛覆性突破，那么再怎么“卷”也是徒勞（典型如新能源汽車在動力層面對傳統燃油車的碾壓）。

　　在面向行業的中觀層面，“內卷”也并不美好。許多中國制造成功的行業，如模具，最初依靠的是自身資源要素稟賦，以“多快好省”的風格對其他產品形成相對優勢，并維持足以支撐其研發的利潤率。但當新對手采取低價內卷的策略后，行業很快就變為紅海，難以為繼。

　　從宏觀層面看，最要命的問題在于“內卷”的刀刃向內。在有技術代差的領域，歐美廠商在面臨低價策略時，更多地會選擇轉向高端甚至“換賽道”，而國內廠商則會陷入長期的同質競爭。同質化競爭又帶來一個問題，即中小企業不敢創新。由于山寨，新技術很快被模仿，無法收回研發成本，沒人敢上新產線。只有大型企業，依托龐大的資源，能在對手反應前快速形成產能，搶占市場。

　　中國制造業企業為什么不得不“內卷”？

　　從人性的角度看，如果保證充足的利潤，能輕松工作，又有誰愿意陷入無休止的內卷呢？企業的內卷，必然有其不得已而為之的理由。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下的最大原因可能是為了做大以更好地生存，這一點在制造業尤甚。更深層次的原因，與一直以來政策更側重“選優扶強”有關。

　　如果企業沒有足夠的規模，銀行在發放貸款時都會相當謹慎，更毋論獲取其他投資等。相反，一旦做大并被樹立為“明星企業”，企業的信貸額度就會變得相當充裕，政府補貼也更易獲得，甚至負面輿情也都能通過各種渠道消弭。當前內需不振，市場低迷，財政資金緊張，“僧多粥少”的形勢進一步加劇了企業壓力，于是通過“內卷”做大便成為理性選擇。因為只有做大才能在當前市場環境中更好生存。

　　為什么中央、學界、企業界一直強調市場的重要性？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市場能更有效率地配置資源。當然，市場至上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近年來的實踐中問題愈發凸顯，政府干預的重要性被愈發重視。但是，政府如何干預至關重要。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持續加碼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但由于歷史慣性等諸多原因，當前的政策體系仍然更重視打造以強勢龍頭為核心的產業大集群，給行業領軍者更大的支持，希望將其打造成全球范圍的商業航母，參與國際競爭。歷史上，日本、韓國、新加坡正是憑借這一做法取得了初期的騰飛。在我國自身工業體系的構建歷程中，龍頭企業和產業集群也起到了支柱性作用。

　　這一類政策的正反饋是，強者能以更快的速度變得更強，在更短時間內實現趕超；而其副作用在經濟體量大而增長乏力時會被放大，那就是行業內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無法生存。為了更好獲取資源，企業必須做大。而做大的一個相對“簡單”的路徑，就是拼命卷價格。

　　解決“內卷”的思路在于政策調整和企業出海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制造業企業內卷，歸根結底是市場問題。這其中既包括現有規則規制對市場健康競爭的引導不足，也包括客觀的需求收縮。那么，對此問題的解決思路也明確指向兩點，即涉企扶持政策的調整和引導企業出海。

　　1．更多地支持中小企業向專精化發展

　　制造業的強大在于產業生態，產業生態健康與否取決于多樣的中小企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小企業聯系千家萬戶，是推動創新、促進就業、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供應鏈極度復雜，專業分工愈發細化的當下，很多看似不起眼的中小企業蘊含著巨大的創新潛能。

　　專業分工細化的背景導致大企業為某一極其細分的領域專門開設部門，維持團隊并不現實，而深耕這一領域的小團隊在技術上精益求精，同時服務若干大企業并賺取可觀的利潤。

　　這一特質在工業設備類行業尤為鮮明，如一個專門做機床溫度仿真和控制方案的小公司，以不足20人的規模同時為區域內十余家設備企業提供專項服務。這種工作即使再拓展也不具有規模優勢，因此維持小微企業的體量即可。此外，德國、瑞士等國家的機床和機器人行業也非常能說明問題。大量規模在100人以下的企業，為非常細分的領域生產高附加值的專用設備，擁有較高的技術壁壘，在歐洲乃至全球都可算“隱形冠軍”。現代制造業恰恰需要大量的這一類中小企業提供專業服務。

　　同時，制造業的強大與否在于多樣性，或者說產業鏈韌性。

　　一方面，技術本身不應有絕對的先進和落后之分，關鍵要看是否適用于生產場景；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業在各自專精的細分領域形成競爭優勢，而總體上看沒有任何一個環節無可替代，才能保證自主可控的全面高質量發展。

　　值得肯定的是，我國已充分意識到制造業專精化、定制化和離散生產的趨勢，以專精特新小巨人為代表的政策體系已取得顯著成效，但“扶強“的歷史慣性仍然存在。

　　我們建議，至少在軍工、電力、水利等與國家安全和公共服務關聯性不強的、具備更多市場化經驗和潛質的領域（典型如家電等傳統產業和智能機器人等新興產業），適度弱化對龍頭企業的支持，更多以統一準入、統一監管等方式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進一步探索技術進步與場景掛鉤，即技術發明不是為了達到某一具體指標，而是解決了實際應用場景中的具體問題。此外，優化梯度培育概念，不再將產值規模和稅收貢獻作為政策績效考核的最終導向，更多強調對技術進步和成功市場化的獎補。

　　2．積極引導民營企業出海

　　如果說政策導向的調整是“夯實內功”，那么企業出海就是尋找市場增量，“練好外功”的必由之路。

　　一是不能把外循環機遇拱手讓人。

　　國內政策調整落地需要時間，而當前尚處階段性收縮的內需無法滿足企業生存所需市場容量。印度、東盟的龐大人口基數和巨大發展潛力對應著巨大的中低端市場；歐洲、美國和日本超過10億的人口對應著中高端市場，應以出海抓住市場機遇。

　　二是產品市場導致企業必須出海。

　　許多原有的外向型企業，生產的產品多為滿足國外細分市場需要，如割草機、抽水泵、空氣壓縮機、手動工具等花園和車庫用品已是中國制造強項但在國內基本沒有市場，丟掉國外市場就幾乎等同于丟失全部，出口轉內需并不現實。

　　三是海外布局有利于我國制造業長期發展。

　　對企業而言，避開貿易戰關稅的同時更接近目標市場，如果在東南亞國家投資建廠，那么生產成本降低，產品也更具競爭力，而政府也可通過對公民海外資產征稅獲取收益。

　　對國家而言，企業在外設廠，其采用的設備、標準也將在當地擴散傳播。特別對于工業設備類行業，德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等地區的機床在中國市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下游制造業在華設廠并使用相關設備。當前我國國企出海由于各種政治經濟原因，受到一定阻礙。在這種情況下，更應加強對民營企業出海的鼓勵和引導。

　　我們建議，在統籌安全與發展的前提下，一是進一步放寬民營資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限制，組織企業界、政界、學界專家研判制定《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目錄》并動態更新調整；二是鼓勵中小企業抱團出海，總結相關經驗并進行多渠道宣傳，為更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出海提供指導；三是持續推動與國際經貿規則的銜接，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回應歐、日、韓、印、東盟等地區對我的質疑，在持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探索與上述國家和地區強化在經貿領域的雙邊/多邊對話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