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股論金，侃天侃地。大家好，我是格隆。今天我們繼續聚焦國家解剖這個系列：這個世界上，為什么有的國家發展得越來越好，越來越富足，而有的國家如同受到詛咒一樣，在苦難的沼澤里一遍遍輪回？他們各自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

　　今天我們來聚焦兩次工業革命發源地，曾經的世界霸主—歐洲。

　　有一種說法是，上帝把這個星球上最好的那塊土地給了歐洲人。這句話基本成立。

　　歐洲是世界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沒有之一。它是全球海拔最低的洲，全州海拔500 米以上的山地僅占17%，海拔在200米以下的平原面積占比達到了全州總面積的60%，這是全球所有其他大洲都難望其項背的，而且氣候溫和，風調雨順，極少有地震、洪水等天災。這也是為什么人類最古老的文明，基本都起源于歐洲的原因。

　　從古希臘、古羅馬到文藝復興、再到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以及上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歐洲毫無疑問是過往五千年世界史敘事中最濃墨重彩的那一筆。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的五百年，在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大舞臺上，相繼出現了十個世界性大國，它們分別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前蘇聯、中國和美國。這十個大國中，有7個來自歐洲。

　　如今，我們依舊可以看到閃耀在歐洲歷史中的遙遠榮光，但，同時我們也無法忽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如今的歐洲，更像一個只剩下空架子的沒落貴族，不但垂垂老去，甚至在加速衰敗，在這個星球上的影響力日漸暗淡。

　　比如，最新的歐元匯率，已經跌到了兩年來最低的水平。

　　歐元區PMI指數，也在10月也跌入榮枯線之下，48.1這個水平是疫情危機以來最差的，遠遠弱過預期。無獨有偶，歐洲央行最近警告，歐元區可能面臨又一次債務危機。

　　那么，歐洲究竟衰微到了什么程度？格隆說一些核心數據，你就清楚了。

　　先看GDP。2008年，在那一年美國和歐盟在經濟規模上不分上下，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和歐盟的經濟命運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先看這張1990年以來中美歐三大經濟體GDP全球占比走勢圖：

　　很明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歐洲GDP為18.6萬億美元，中國GDP是4.58萬億，歐洲是中國的4倍還要多。

　　但13年后，中國已實現反超。

　　如果說與中國這個后起之秀比不公平，那與同為老牌的美國比會更明顯。2008年起源于美國的金融風暴，看似應該導致“美國的衰落”，然而現實卻遠非如此，最后美國扛住了，倒下的是歐洲。

　　2008年，美國GDP為14.8萬億美元，美國GDP只有歐盟GDP的80%。

　　16年后的2023年呢？

　　2023年，歐盟GDP為18.58萬億美元，美國的GDP卻已飆升至27.7萬億美元，美國的經濟規模，比整個歐盟大了50%。

　　這也就意味著，過去16年的時間，美國GDP大幅增長了87%，年均增速達4%。歐盟呢？16年時間，GDP不僅沒有增長，還下降了0.3%。

　　另一個歐洲衰敗的關鍵數據，體現在金融市場。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歐洲的Stock600強企業市值，與美國標普500指數的總市值，不相上下。

　　現如今呢？標普500的總市值已飆升至55.4萬億美元，而歐洲Stock600強企業的總市值仍11萬億美元，標普500總市值為歐洲600強企業5倍還有多。

　　在全球市值超萬億美元的9家公司中，美國獨占8家，歐洲是0，一家都沒有，連蹤影都找不到。

　　美國五大公司Nvidia、蘋果 、微軟、亞馬遜和 Alphabet 的總市值超過 14 萬億美元，這五家公司的市值比整個歐洲600強企業的市值（約為 11 萬億美元）還多出3萬億美元。

　　經濟、資本市場的落后，折射的是歐洲在科技領域生產力遠落后于美國。衡量上市科技企業每單位投入產出比的科技生產率為例，在2008年，歐洲和美國科技企業的生產力還不分上下。16年之后呢？美國企業生產力提升了40%，歐洲企業呢？自2005年以來，就幾乎完全停滯不前。

　　歐洲衰落的另一個顯性特征，是全歐洲的最優等生、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經濟的沒落。

　　德國自2021年后就再沒有見到像樣的增長，以致被戲稱為“歐洲病夫”。它缺席了美國引領的AI革命，曾經的優勢產業汽車、化工和精密機械也不約而同地進入萎縮。扣除建筑后的工業生產，比2017年萎縮了16%。企業投資在過去20個季度里有12個季度負增長。德國正在經歷戰后最嚴重的結構性衰退，曾經傲視天下的德國模式在崩塌。

　　問題是，德國是歐元區最大的增長引擎和財政補貼者，它三分之二的進口訂單是發往其他歐洲國家的。德國倒下，對歐洲整體經濟將是災難性的。

　　曾經人人艷羨的歐洲，因何會走到今天這步田地？

　　要知道，歐洲是亞當斯密和《國富論》的誕生地，是諾貝爾獎的故鄉，是兩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有著輝煌的創新歷史和科技研發土壤？

　　答案其實很簡單，兩個字—制度。

　　更具體點說，集體向左轉的思潮與做派。歐洲已經越來越滑向19世紀流行于西歐的空想社會主義，大政府、強監管、高福利、高稅收、仇視資本、仇視市場、絕對自由、絕對公平。這些極左思潮與做法，嚴重戕害了歐洲的經濟潛力與活力，并引致了歐洲經濟競爭力的持續衰退。

　　歐洲具體做了什么呢？

　　第一，過度監管

　　網上有一個段子“US innovates，EU regulates（美國創新，歐盟監管）”，調侃歐盟過于繁雜的監管規定。你會發現，當美國在建設發展AI的時候，歐洲在討論AI的倫理，；當美國在研究創新加密貨幣時，歐洲在強監管加密貨幣；當美國在創造新產業時，歐洲在保護舊產業。

　　尤其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歐洲卻出臺了一系列監管法律。

　　具體有哪些呢？

　　比如用于隱私保護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用于可持續性披露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和《可持續金融披露條例》、用于安全透明在線平臺的《數字服務法案》以及近期出臺的《歐盟人工智能法案》，而這是全球第一部監管AI的法案。

　　過于嚴苛的監管，意味著企業進行商業活動需要進行繁瑣的官僚審批程序，間接增加企業的合規成本。在法國，創辦一家公司需要84天，而在美國則只需4天。普華永道調研結果也顯示，單《通用數據保護條例》這一項法案，68%的美國公司預計需要花費100萬到1000萬美元來滿足其合規要求，9%的企業預算超過1000萬美元。

　　與政府四處伸手強監管一脈相承的，是全歐洲泛濫的對資本的仇視。無論是在柏林、巴黎還是斯德哥爾摩，每個歐洲國家都有相同的反創業心態。比如在柏林，“創業者”等同于“剝削者”，科技創始人在當地聚會上被稱為“資本主義寄生蟲”。當馬斯克準備在柏林建造一個超級工廠時，德國人集體上街抗議，“不要技術殖民主義”。

　　前不久，一名阿富汗移民闖入德國一個小鎮的民宅，用刀襲擊了正在開party的三個人。一名德國政治家對此發表言論：“我們喂養他們（移民），他們卻刺傷我們。”因為這個言論他被罰款18，000歐元。歐洲的極度左傾可見一斑。

　　與此對應的是，在硅谷和紐約這樣的地方，創始人備受推崇，冒險精神得到獎勵，失敗被視為學習，而非恥辱。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么呢？

　　資金、企業、人才紛紛出逃。

　　2013-2023年，歐洲風險資本投資，也就是投向初創企業的資金為80億美元，美國則高達520億美元，是歐洲的6.5倍；全球范圍內，美國的獨角獸公司份額為66%，歐洲僅為8%。

　　截至2024年11月18日，全球最大的7家科技公司都是美國公司，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中，沒有一家歐洲公司，排名前二十的科技公司中，也只有兩家歐洲公司—SAP和阿斯麥（ASML），位列第14、15位。

　　他們的市值呢？均不足3000億美元，還不到英偉達、蘋果和微軟的十分之一。

　　而歐洲本土為數不多的成功的科技公司，大多數也選擇遷往美國：比如Spotify遷到了紐約，Klarna在美國有大量業務。

　　企業不景氣，意味著就業機會少，工資低，這必然造成人才大量流失。大多數歐洲企業家會做出兩個選擇：第一，去美國，追求高薪工作（35萬美元以上的科技職位）；第二，去東南亞，追求低生活成本來創業。

　　歐洲大學畢業生也會選擇逃離，大家看看下面這張各國大學畢業生流向圖，可以清楚看到，歐洲大學畢業生從本科到研究生到工作，留在歐洲本土的人數在不斷減少。去了哪里呢？

　　去了美國。

　　第二，高福利、激進移民與高稅收的相互捆綁與反噬

　　歐洲的那些政治精英們，已越來越把對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解變成了意識形態的教條。他們熱衷于談論多樣性，卻在思想上越來越趨于單一；他們標榜包容，卻把不同意見推向敵對邊緣。他們不努力為人們提供平等發展的機會，卻大力鼓吹不勞而獲的結果平等，擁抱大政府、激進自由化、高福利高稅收、娛樂至死、對抗甚至仇視資本和創新，最后失去進取和奮斗精神。

　　表現之一，就是不斷強化自上個世紀50年代起建立的一套號稱從搖籃開始一直管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

　　表現之二，就是像圣母一樣熱情擁抱移民，把左傾演繹到了極致。這是這些年歐洲最大的變化與政治正確。歐洲對非洲與中東國家實施開放的邊境政策和激進的移民政策，大量難民涌入，導致歐洲國家穆斯林人口激增。

　　在21世紀的前10年里，歐洲的穆斯林增長率達到驚人的17%。歐盟共計19個國家中的穆斯林總數達到2300多萬，其中法國穆斯林人口比例已經達到人口總數的7.5%。

　　這些移民人口導致歐洲族群摩擦和社會撕裂日益加劇，治安日益惡化。根據歐盟統計局的信息，2022年，盜竊案件較之上一年上升17.9%，搶劫案件增加了9.7%，入室盜竊案件增長了7.4%。

　　同時，寬松的移民政策也加大了國家機器的負擔，在經濟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歐洲主權債務風險直線上升。

　　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高福利的背后必然是高稅收。歐洲的稅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大家來看一看下面這張全球高稅率國家圖：

　　2024年，全球個人所得稅稅率超過40%的國家有28個，分布在歐洲的有多少個呢？

　　17個，占比超過60%。

　　其中全球個人所得稅稅率超過50%的國家有9個，歐洲就占了6席。

　　這必然讓許多為高福利托底的人覺得高度不公，從而加劇歐洲的資金和人才外流。

　　要知道，一個國家經濟得以持續增長的核心就在于創新、資金和人才。歐洲“極左”思潮與政策，壓制的恰恰是創新、資笨、人才，最后形成 “經濟死亡螺旋”。

　　其實，美國和歐盟，16年拉開的巨大差距，也是對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理論的一個有力佐證：美國政策包容穩定、嚴格保護私有財產，鼓勵創新，當然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更多資金，進而形成經濟的良性循環。歐洲則選擇了固步自封，更多的政府監管與干涉，更多的反資本、反創業、反創新，再厚實的家底，不被折騰完都是不可能的。

　　看明白了嗎，關鍵的關鍵，在于制度。

　　我是格隆。關注我，做個清醒的人。雖然有時太清醒了，也會伴隨很多苦惱，但，我向你保證，稀里糊涂的代價一定會更大。